中国经济奏响二次转型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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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1-02-22 1680次阅读
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
转型需要摆脱六大依赖
我们过去30年的转型如果叫做第一次转型，那么是实现了三大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从封闭的经济向开放的经济转型。但是我们这一种转型的代价很大，我们这样一种工业化的模式也有很多隐忧。转型中有隐忧和困惑，那么第二次转型向何处转？我觉得有五个方面的转变。首先是制造业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位居第二，我们制造业规模已经超过美国。那么怎么样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市场的转变，这是下一个10年乃至30年考虑的问题。第二是工业化导向转向城镇化导向转变。城乡之间的落差潜伏着巨大的威胁，这是很大的瓶颈。在解决这个瓶颈过程中潜伏着中国最大的内需，所以要向城镇化导向转变。第三是从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转变。第四是发展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第五是商品输出大国向资本输出大国转变。现在这个势头非常好。在2009年金融危机过程中间，我们的海外并购和企业海外拓展是逆势上扬。
转变的目标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等收入国家转变。从即有文献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特征主要有城市化过程加快导致城市问题的凸显，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导致升级的难题，金融体系的脆弱，应对国际风险的能力较低，劳动力转移困难等。所以有专家到中国来讲，中国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城镇化，要成功实现劳动力转移。我们现在劳动力转移是两维的，劳动力在产业方面实现了转移，在地域方面实现了流动，但是我们农民工身份没有实现转变，所以我们叫做“半城镇化”，这种半城镇化怎么向完整的城镇化转变是现在的难题。有媒体曾做过调研，发现最有可能诱发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有很多，第一是腐败，占52%，第二是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占44%。贫富的差别和阶层的固化应该说是很重要的经济因素，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等收入陷阱的忧虑就会变成现实。
我们的经济转型从需求层面来讲，主要靠消费成为核心的力量，因此“十二五”规划提出来把消费摆在首位；从产业层面来讲我们要靠新兴产业、服务业培育新的增长点；从要素层面来讲，我们要告别靠廉价劳动力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走向提高劳动生产率，依靠管理创新、
模式创新的创新驱动阶段。
我认为，转型要改变六个过度依赖：一是从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向消费为主动力的发展方式转变。二是改变过度依赖商品出口和引进外资这种“两头在外”的模式，实现商品的进出口并重和资本的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三是从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四是从过度依赖房地产支撑经济的局面向经济增长多元支撑转变。我们的经济现在是过度的依赖房地产，有人做过测算，如果房地产价格下降30%，房地产投资速度就会下降25%，社会投资就会减速6%，GDP就会下降2.5个百分点，地方财政就会减收15%。五是从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向低碳、绿色、集约发展转变。六是从过度依赖部分人先富的非均衡的增长方式向均衡共享增长转变。我们的转型需要三个社会阶层的崛起：一是企业家阶层，我们需要敢于创新创业的企业家精神；二是中产阶层；三是农民工阶层。两个新的社会阶层，一个是企业家阶层，一个是农民工阶层，这是30年来社会结构变化当中的两个新阶层崛起。但是农民工阶层怎么富起来，然后怎么形成一个中产阶层是非常重要的。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
中国走向资本输出是大趋势
过去的30年，中国是一个资本的需求国，或者说过去30年，中国都是在资本输入。中国过去30年就是资本积累的30年，30年里第一大浪潮就是贸易。贸易造就了中国的第一桶金，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贸易都往中国走；第二大浪潮就是直接投资，把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工厂，这又是一个大规模的资金往中国走的过程；第三大浪潮，是从90年代到2000年，15年里资本市场的发展，把中国的保险公司、石油公司、电力公司无一例外地推到了世界大型公司的前列，至少从市值来看，银行保险都是中国大的公司。三个大的浪潮，实际上是中国过去30年资本流动的一个最清晰的影像。中国花了30年积累资本。积累到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资本的泛滥，这种泛滥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都是泛滥，对很多私营企业是如饥似渴的资本。未来30年，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个非常大的趋势上的转变，中国逐渐要从一个资本的输入国，大踏步的向资本的输出国进军。
中国过去的30年里一直在揽财，好比我们建了一个三峡大坝，把水不断地往里引、不断地蓄水，现在水已经到了185米，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的外流已经是势不可挡了。实际上，中国的未来30年，将是一个资本保值和资本增值为主要特点的大趋势。因为这个时候再拿钱没有用了，你自己拿来的钱最终又全部放到了美元以及其他的西方国债里面。这时候，资产再进一步的增量，意义已经完全小于你能不能把你已经得到的钱保值和增值，这是未来30年的大趋势。这未来30年的大趋势，就意味着中国资本向下的开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梦，应该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大方向。开始的第一步就是以自己的货币国际化开始大踏步的迈开。这将对全世界的经济有一个巨大的影响和巨大的改变。国际资本进一步的全球化，尽管金融危机以后，大家感觉全球化有可能变慢，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几天，所有世界上大的交易所都在合并。新加坡、澳大利亚合并，伦敦、多伦多合并，纽约、德意志合并，未来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可能还会有几个重要的合并出来。
我想要强调的是，成为一个资本输出国必须经历两大阶段，实施海外并购其实属于第二个阶段，这对中国来说还是很遥远的事情，资本输出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阶段，是中国自己的资本取得自由。资本走出去，不是一定要到美国曼哈顿买房子，或者是买资产，实际上第一步输出的最大动力是中国的资本要摆脱控制，摆脱身上的枷锁，取得自由身，这对现有的企业家是非常重要的。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
企业与政府是精神恋爱关系
我今天想要讲一讲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讲到关系，我想讲两个观点：一是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跟政府的关系？从万通来说，我们跟政府的关系是精神恋爱的关系，而不是偷情的关系。对于所有政府机构的人，我们都很尊敬，尽可能的沟通，但是彼此要互相尊重。我看到很多优秀的民营企业，完全靠市场，靠专业能力存活，而且活得很好，我们叫“三好学生”眼光好、收益好、良心好。企业必须做未来10年的好学生，这样的企业现在活得也很好，而且没有负担。
第二，我们跟政府的关系，是互相的。如果一家企业自己不够自律，行为不端正，就相当于一个道德不好的女人，经常衣服穿得比较低，动作比较夸张，一定有坏男人上来，就会引来狂蜂浪蝶，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因此，我们要适度的调整我们的着装、行为和姿势，这很重要。总之，现在法制环境、市场规则越来越健全，市场化的东西大大加强了，这使得好的企业不依赖关系也可以实现成长。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董事长艾路明：
三方代表制规范公司经营
我想企业家财富的传承，更重要的指的是企业怎么传承，对我们来说，企业怎么样能像万通董事长冯仑曾经说过的那样，永远18岁，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从这个想法出发，我们感觉企业应该由三部分利益团体构成，一部分是股东，一部分是管理层，第三部分是员工。
如何保持一个企业能够长久、持续的发展，健康的生存下去，永葆青春，企业里不应该只有唯一的人能够运转企业。我的看法，企业家可以有很多种，很多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并不是只有少数人能成为企业家，看你给他机会没有。企业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最终集团必须选出一个合适的董事长或者是掌舵人。我现在虽然是董事长，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公司只有我能够运营，而且大家也不这么认为。很多人都能够运营好这个企业，他们的运营可能会更有创造性，根据这样的想法和企业三部分构成的想法，所以我们提出三方面组成代表制，比如说股东的选举权有三分之一，职工的选举权有三分之一，管理层选举权有三分之一，选出3个代表，由上一届的董事会提名2-3个候选人，进行选举。而且现在已经规定了，根据中国的公司法，一届董事会运营三年，我们想顶多三届，这个董事长必须换，我们必须要这样做下去。
我感觉，使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更好地选择出符合三方面利益的一个领导人，他能够更好地把握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样选出董事长后，上一届董事长所拥有的10%的股份会在退出的时候，由公司把这个股份重新买回去，转让给新任的董事长。如果任期内股份是贬值的话，董事长权益就会没有收益，如果是增值的话，减去成本，公司再把它收回，这样对于前任和现任董事长都是一种约束和激励。
美国威嘉律师事务所董事长斯蒂芬・丹郝思：
海外融资信誉最重要
中国在2010年有很多成功的IPO，有30多个中国的公司在美国上市，他们的表现非常好。中国的很多公司增长得都非常快，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对他们来说进入资本市场非常的关键，但需要解决一些问题，需要长期的发展。首先在法律方面，在会计方面需要更多的国际化，这样的公司可以更加容易在国际市场上找到资本；第二，健全公司治理机制。中国公司的治理机制和西方的监管框架的要求有很大的区别，上市公司也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这些公司的治理机制必须在长期内得到改善，需要增加透明度包括董事会的建立，高官层的建立。
我认为中国公司无论是会计方面、法律制度方面，还是在市场上的公信力都必须要加强。在私募方面，并购的时候，是否跟大的企业做过交易，或者是跟大的合资企业做过交易，都非常重要。大家非常了解国际资本市场的情况，就是需要一种公信力、信誉，也就是说在透明度方面的建设，在公司治理方面的建设要做得非常好。
最后还要强调一点，我也非常看中长期的企业社会责任，我知道中国公司希望进入一些市场，但是这方面会有社会企业责任方面的要求，在美国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也是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些困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